《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》：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

《清代前中期史》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644-1800年，起自顺治元年，迄于嘉庆五年，亦即乾隆去世后嘉庆独立亲政之年。前此出版的《晚清史》书写的时间范围是1800-1911年，起自嘉庆五年，止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。

全书的内容结构，以“导论”为先驱，继之以十章篇幅，从纵横两个向度，对清代前中期史展开翔实论述，内中还插有15个表12幅图，可谓眉目清晰，图文并茂。最后还附有计千余种的“参考书目”，亦见参考图书之广泛，全卷约80万言，确是一部洋洋大观的清代前中期史。

就各章的具体内容而言，“导论”以“承旧开新”为题，画龙点睛地阐明了介于明代之后、晚清之前的清代前中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特色。《导论》后的第一章至第五章，从纵向角度，以各朝皇帝及其统治为中心，着重从政治史、军事史的角度，记述了各朝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发展动向，并对各位皇帝的历史功过作出评价。

其中第一章“1644年前的建国历程”，追溯了满族的历史渊源、女真各部的统一、清帝国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历史功绩，八旗组织的创立及其与明朝在关外征战的历程。第二章至第五章，分别为“顺治朝”“康熙朝”“雍正朝”“乾隆朝”各章按照朝序，根据史实，依次记述了顺治帝继位后面临的内外挑战、对中原及长江下游的征服、多尔衮的执政擅权与党争、顺治的亲政与革新。进而论述康熙的登基、亲政，对清帝国疆域的统一及边疆的巩固，评价康熙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”，他与俄国的彼得大帝、法国的路易十四，都“标志着前工业社会里封建君主所能达到的极点”。在相继的“雍正朝”中，首先评述了雍正究竟是篡位者还是合法继承人，接着重点论述了雍正推行的财政改革、改土归流与开拓疆土，肯定雍正“为一个强大的、近代的政权在18世纪奠定了基础”。同时指出他“未能建立一些确保政治和经济不断加强的制度”，而是“仅仅依靠皇帝干预每个方面进行统治”。在“乾隆朝”中，作者首先评述了“乾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”，认为“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”，同时“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”，他“集艺术家、诗人、焚书者、好战者、穷人的保护者”于一身。他既“打败了噶尔丹”最终结束了中亚游牧民族的分立状态，强有力地扩大了清帝国的版图”，而又刚愎自用，打了劳民伤财的“大小金川之役”和得不偿失的“远征越南缅甸之战”。他既编纂了保存浩瀚典籍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大肆焚书，滥行文字狱。他在位期间发展农业、提高生产力，养活了全国3亿人口，使清朝的经济达到鼎盛，但又喜怒无常，挥霍浪费，导致晚年面临贫困和腐败的局面。面对这一系列矛盾，作者从心理学、政治学的角度，分析了乾隆的个性，指出他处处呈现出“个性与政治的悖论”。把乾隆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，分析描绘得入木三分。有论者评价“对乾隆王朝的叙述，可能是详细叙述各王朝的五章中最好的一章”。

全书的后五章，则从横向以专题研究的方式，着重从民族史、文化史、社会史、经济史等各方面，对1800年之前清代前中期的历史中的相关专题进行了深入论述，既是对前五章的丰富和补充，又不相互重复，显示出编者在立章布局上的匠心。如第六章“清帝国的征服者精英”，论述了作为清帝国的精英阶层：满族皇室宗亲、满蒙世袭封族、八旗统帅、汉军旗胄……在清帝国形成、发展，乃至衰落中的地位与作用。第七章“清代前中期士人的社会角色”，从教育史、科举文化史的角度，肯定了科举考试与科举制度在对儒家经典诠释、政治结构改变、促进社会稳定与学术思潮演变，及推动私人学术团体和书院的建立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影响，从而论证了士人扮演的社会角色。第八章“女性、家庭与社会性别关系”，从性别关系的历史叙述中，说明明清易代的客观环境为妇女提供了活动舞台，指出清朝统治的历史特性在女性层面的体现，并描述了性别规范、家庭现象、物质文化、精神需求以及男性的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。第九章“社会稳定与变迁”，详细地论述了人口繁荣、等级分化与社会流动、民族、职业、宗族、城镇、慈善事业、宗教组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论述了清前中期的社会稳定与变迁。第十章“经济发展(1644-1800)”,对经济的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进行了翔实的分析论证，认为这一时期，无论是市场经济、指令经济以及传统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，有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。 

中国古代优秀的史论家刘知几说，一部好的史书理应“总括万象，包吞千有”。从对本书十章涵盖内容的概括介绍中，可以看出《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》（上卷），可谓是一幅纵横交错的立体式清史长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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